这不仅仅是因为方案得到了上级的认可，更是因为看到了一位老科学家对国家事业的赤诚之心以及科学争论后达成共识的可贵。一场看似激烈的学术之争，最终汇聚成了推动事业前进的合力。

方稷和赵老迅速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小组，在农业部的一间临时办公室里扎下了根。堆满资料的会议桌上，两台笔记本电脑相对而放，一旁的白板被写得密密麻麻。

最初的几天，气氛还带着些微妙的试探。赵老严谨到近乎苛刻，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溯源，每一个推论都要多重验证。方稷则思维跳跃，常常提出大胆的假设，需要赵老用经验将其拉回现实的土壤。

“方稷啊，”赵老指着报告中的一段，“这里说‘预计可提高当地产量三倍’，依据是什么？是试验数据还是理论推算？不同作物、不同地区的差异考虑了吗？”

方稷赶紧调出后台数据：“这里是埃塞俄比亚试点区的玉米和小麦数据，这里是坦桑尼亚...”

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那种学术争论的紧张感逐渐被一种奇妙的默契所取代。他们发现，彼此在根本目标上高度一致——既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要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赵老拿着规划图，眉头紧锁：“如果直接在非洲推广我们的生态模式，会不会水土不服？那里的土壤条件、气候特点、甚至病虫害种类都和我们完全不同。”

方稷眼睛一亮：“赵老提醒得太对了！我们不能简单照搬，而要打造‘非洲版’的生态农业模式。”

他立即调出非洲农业数据库：“您看，东非适合发展抗旱型混作农业，西非可以推广农林复合系统...”

赵老补充道：“还要考虑当地的社会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