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运，我好不容易抢到一张回家的票。上车的时候困得眼睛都睁不开，迷迷糊糊找到铺位，倒头就睡。

半夜，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

两个老太太站在我床边，用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在说话。声音很轻，像风穿过干枯的芦苇，断断续续的。我想睁眼看，眼皮却沉得像灌了铅。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们大概是隔壁硬卧的乘客，过来坐一会儿。硬卧车厢过道边有翻板小凳子，常有睡不着的人坐在那儿。

我懒得起来，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些。

她们说了很久。声音不急不慢，偶尔停顿，像是在辨认我的脸。其中一个还伸手掖了掖我肩头的被角，动作很轻，手指冰凉，隔着被子我都能感觉到那股凉意。

后来声音渐渐远了，门轻轻响了一下，车厢彻底安静下来。

早上被列车员的拍门声叫醒：“先生，快到站了，收拾一下。”

我愣愣地看着那扇门。

软卧。

我买的是软卧。

有门的那种。关上门，这个隔间就是封闭的。外面的人进不来，过道里也没有凳子。

那两个老太太，是怎么站在我床边的？

她们又是怎么出去的？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一股寒意突然从骨头缝里往外冒。不是害怕，是冷。真正的那种冷。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滚烫。

列车员帮我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四。

之后的十几个小时，我裹着两床被子，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烧得昏昏沉沉。意识模糊的时候，耳边又隐约响起那种方言，轻柔的，像在哄一个孩子入睡。到家时是中午十二点多，我妈开门看见我烧得嘴唇起皮，急得直掉眼泪。

说来奇怪。

就在迈进家门的那一瞬间，烧突然退了。

像有人把火掐灭了似的，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留。

我妈摸了摸我的额头，满脸困惑。我站在玄关，忽然很想问她一件事——我们家，有没有两个远房亲戚，会说一种谁都听不懂的方言？

但我没问。

因为我知道答案。

每年过年回家，我都要路过那片老坟地。小时候我妈指着那些长满荒草的坟包跟我说，这里面埋的都是咱们家早些年的人，你要是路过，心里喊一声就行，他们会照看你的。

我一直以为她在说迷信。

直到那个春运的夜晚，两个老太太替我掖好被角，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一个本不该有人能进来的隔间。

第二年腊月，我妈在电话里说：“今年票不好买，你要不别回了。”

我说：“回，怎么不回，票我已经抢到了。”

挂了电话我才反应过来——我根本没抢票。

我打开购票软件，订单页面赫然躺着一张回家的软卧，同一个车次，同一个铺位，甚至连日期都是腊月二十七，和去年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