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冷。

找不到路。

不知道往哪去。

没有人看见我。

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

我蹲在那里，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压在他的胸口上，不是因为我想压他，是因为我太冷了，我想找一个暖和的地方。他的心跳是这附近唯一暖和的东西，我靠上去，只是想暖一暖，我不知道会压到他，我不知道会让他喘不过气，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死了。

那个感觉像一把钝刀，狠狠地捅进了我的胸口。

我忽然明白了。它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它不知道自己是一团雾气，不是一个人。它以为自己还活着，还在山上的风里赶路，还在寻找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贵平表哥的心跳是它在这世上能感受到的最后一点温暖，它靠过去，只是想再感受一次活着的感觉。

它不知道自己每靠一次，就会把一个活人往死里压一寸。

我蹲了下来。

蹲在那团雾面前。

“你死了，”我说，声音很轻，很轻，“你知道吧？你已经死了。”

那团雾猛地散开了，又猛地聚拢，翻滚得比以前更剧烈，像是在摇头，像是在否认，像是在拼命地告诉我——不，我没有死，我还活着，我只是迷路了，我只是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你死了，”我又说了一遍，“我也不是活人该找的人。活着的人该找活人，死了的人该找死了的路。你走岔了，你走反了。活人的路往回走是回不去的，你得往前走，往前走，走到该去的地方。”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嘴比脑子快，话比念头先到，好像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有什么东西借着我的嘴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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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团雾安静了。

翻滚停了，裂缝合上了，它缩成了一团安静的、小小的、灰蒙蒙的影子，蜷在墙角，像一个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孩子。

“我送你，”我说，“我送你一程。”

我伸出手。

不是朝它伸过去的。是朝我自己的胸口伸过去的。我的手按在心脏的位置，感觉到心跳，一下，一下，温热的，有力的。

然后我把手拿开，朝它伸了过去。

掌心朝上。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人教过我。奶奶没教过，杨公没教过，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教过我。可我的手自己做了一个动作，像一朵花慢慢绽开，像一扇门慢慢打开。

那团灰蒙蒙的影子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朝我的手心移了过来。

它碰到我手指的那一刹那，我感觉到的不是冷。

是暖。

一种不属于我的暖。一种遥远的、模糊的、像隔着很厚很厚的毛玻璃透过来的暖。那暖意里裹着很多画面，闪得很快，快得我抓不住——一片山坡，满山的杜鹃花，一个男人背着背篓走在山路上，嘴里哼着跑调的山歌，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笑——

然后画面碎了。

暖意也散了。

病房里的灯亮了。

日光灯闪了两下才稳住，惨白的光重新充满了整个房间。窗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开了一条缝，外面的灯光照进来，打在床尾的地板上。

那里什么都没有。

贵平表哥的呼吸声变了。不再是拉风箱一样的声音，而是均匀的、沉稳的、带着微微鼾声的呼吸。他睡着了，真正地睡着了，眉头舒展开来，嘴角甚至微微上翘了一点，像是在做一个好梦。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