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她蹲在地上，把鞋套在我脚上比了比大小，抬起头来看着我，笑得眼睛弯弯的，“我们以后就穿这个吧，开车也穿这个，油门踩起来可舒服了。”
我看着她蹲在地上的样子，阳光从菜市场破旧的顶棚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头发上、肩膀上，把她整个人照得亮堂堂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就这样一直待下去。待在这个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小县城里，穿着老布鞋，煮面条吃，早睡早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怕。
第四天早上，我妈打来电话。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我妈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大，带着那种特有的、又快又急的南京腔调：“你们两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你爸住院了你们知不知道！”
我爸住院了。说是前一天晚上在中华门附近拍夜景，从城墙上下来的时候摔了一跤，摔得不轻，肋骨裂了两根，人还在医院躺着。
“中华门”三个字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我脑子里那个我以为已经死掉了的地方。那一瞬间，有什么东西回来了。不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回来的，而是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一瞬间就灌满了我的整个意识。
浓雾。城门。黑暗中的眼睛。后座上的东西。那个嗡嗡的笑声。那个“来”字。
全部回来了。每一根刺都回到了原位，比以前更深，比以前更疼。
妹妹看着我突然变白的脸，手里那双布鞋掉在了地上。
“姐？”她站起来，手搭在我胳膊上，“怎么了？”
“爸住院了，”我说，“在中华门摔的。”
她的手指收紧了。指甲掐进我的肉里，疼得我反而清醒了。我们四目相对，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和我想到了一样的东西。
中华门。它还在那里。它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只是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离开。
当天下午我们就开车往回赶。妹妹在副驾驶上一句话都不说，两只手攥着安全带，指节泛白。高速上的车不多，天阴得很厉害，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像是随时要掉下来。经过长江大桥的时候，风很大，整个桥面都在微微地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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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去中华门。我直接开到了医院。
我爸躺在病床上，脸色还行，看到我们进来，先是笑了一下，然后板起脸说：“你们两个死丫头，电话不接，家不回，要造反啊？”我妈在旁边削苹果，削着削着眼泪就掉下来了，说她这几天打了不下五十个电话，一个都没打通。
我掏出手机一看，通话记录里确实有我妈的未接来电，五十多个，密密麻麻排了好几屏。但在那之前，在我的记忆里，我这几天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我把手机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信号满格，没有开启勿扰模式，没有任何拦截设置。
五十多个电话，一个都没有响过。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那五十多个未接来电像五十多双眼睛，沉默地、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微微发抖。
妹妹站在我身后，也看到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伸手把我的手机关了，放进了我的口袋里。
“爸，”她走到病床边，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得多，“你那天在中华门拍的照片，还在吗？”
我爸愣了一下，“什么照片？”
“就是那张。晚霞的那张。右上角有一辆车的那张。”
我爸想了想，眉头皱了起来。“什么车？中华门城墙上怎么会有车？你在说什么胡话？”他转头看了看我妈，又看了看我，眼神里带着那种只有在亲人脸上才能看到的、真实的、毫不掩饰的担忧。“你们两个这几天到底去哪了？怎么回来就神神叨叨的？”
他没有那张照片的记忆。那张他亲手拍的、在电脑上修过图的、发给我的照片，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了。像那条短信，像那个语音备忘录，像所有那些曾经那么真实、那么具体、那么不可否认的证据一样，消失了。
但我和妹妹还记得。
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唯一的、正在一点一点被什么东西从我们脑子里往外拔的证据。
我在医院走廊上给那个研究城墙的朋友打了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我又打了一遍。这一次，接通了。
“喂？”电话那头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很重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那种潮湿感。
“是我，”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上次说你在某个不该有字的地方见过那个符号。那个地方是哪？”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他说话了。声音很低很低，低到我要把手机死死地贴在耳朵上才能听见。
“你确定你想知道？”
“确定。”
他又沉默了。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电话那头有风声，很远处有车声，还有什么别的声音，一种有节奏的、沉闷的、像是有人在用什么东西敲击着地面的声音。咚。咚。咚。
“中华门，”他说，“城墙下面。有一块砖。那块砖上刻着那个符号。不是后来刻的，是在砖坯还没烧的时候就压上去的。那块砖在城墙里，从外面看不到。你得进去。进到城墙里面。”
“怎么进去？”
“你进不去的，”他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轻到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除非它让你进去。”
电话断了。
我站在医院走廊上，手里握着已经黑屏的手机，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是南京灰蒙蒙的天，远处的中华门城堡在薄雾中露出一个模糊的、灰色的轮廓。它就站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比这座城市老，比这座城市所有的故事都老，比这座城市的砖、这座城市的土、这座城市的骨头都老。
它在等我。
等我想起来，我从来没有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