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贵看着紧闭的房门，又看了看地上散落的玉米棒子，无奈地摇了摇头，终究没再多说什么，默默地扒拉了几口凉饭，便爬到床上睡了。

自此，王寡妇便在这样无边的煎熬中苦苦支撑。

杨怀安来得越来越少了——她的名声在村里越来越臭，而他身边早就有了新欢。她不去主动找他，他自然也就懒得再应付她。

秦老头那边，等山芋成熟后，王寡妇为了给孩子们换点吃食，又去了几次他看管的地里，挖了些大山芋后，每次还是被他逼着让他睡了。

三柱子那晚见王寡妇一副木然麻木的样子，和兰花一个样，便觉索然无味，反倒越发想念兰花的鲜活灵动，后来便厚着脸皮去兰花家赔罪。

兰花的父母问起缘由，她没法说出口三柱子和王寡妇的龌龊事，只说是闹了点矛盾。

见三柱子来家里赔了好几次罪，又想着两人已经订了婚，还怀了孕，便劝说两人和好，兰花思虑再三，便原谅了他。

又过了些时日，秦三明拎着两瓶酒，怀揣着两条“大前门”，乘着晚上到了陈家旺的宿舍，恳请他给张所长递话，把三柱子的年龄改改——就差一岁，两人的结婚证便卡了壳。

张所长起初严词拒绝，称改年龄违反规定。陈家旺当即沉脸训道：“老张，都是乡里乡亲，改个岁数不算啥！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你这心思跑哪儿去了？”

张所长架不住情面，终究松口，悄悄给三柱子的户籍页添了一岁，凑够了法定婚龄。

事儿办成后，两家没摆酒席，三柱子和兰花揣着红本本同居，算是正式结了婚。至此，三柱子便很少再去找王寡妇。即便偶尔想换换口味，去威胁了几次，也被她硬着心肠拒绝了。

而公爹王富贵，被拒绝后的第二天，就直接找王寡妇要三毛钱，说要去三队找老邢家的小儿媳妇。

王寡妇抠抠搜搜地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递给了他，他看了看，没多说什么，揣着钱走了。又过了些日子，他又来要钱，王寡妇兜里本就空空如也，实在拿不出来，被逼得无奈，只得又应了他的要求，续上了那段孽缘。

只是这之后，她不再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每周都乖乖陪他一次，让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答不答应这王富贵，全看她的心情，她心里清楚，自己早已没了什么可失去的，唯独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这是她仅剩的底线，也是支撑她熬下去的唯一念想。

除此之外，郭大瘸腿最近也被媳妇看得紧，却总忍不住趁媳妇不留意，偷偷摸摸溜出来。

他每次都揣着肉铺卖剩下的下脚料，也就三两左右的样子，借着夜色摸到王寡妇家门口。

王寡妇一开门，闻到肉香，再想到孩子们看见猪肉时馋得直咽口水的模样，心里那点残存的抗拒便土崩瓦解。

她太清楚，这几块不起眼的肉，能给孩子们补补身子，能让他们少喊几声饿。终究还是点了头，任由郭大瘸腿钻进屋里，用这几块肉，换走她仅存的尊严。

郭大瘸腿也不敢久留，每次都是卖完肉、趁媳妇不注意的时候溜出来，一个月撑死了一两回，来得极少。

王寡妇就这么在这些糟蹋过她的男人中间匍匐前行，日子过得像踩在棉花上，昏沉又疲惫，只能凭着一股劲，在倦意里挪一步、再挪一步。

她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刁钻蛮横、得理不饶人的模样，对乡亲们说话时，语气软了许多，眉眼间也少了往日的戾气。

乡亲们倒也乐于接受她的改变。

关于她的那些龌龊事，在邻里们眼里，也只有郭大瘸腿是明面上的——毕竟他每次来都带着肉，难免被人撞见。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王寡妇是被生活逼到了绝路，才会跟郭大瘸腿这样的人有牵扯。

跟秦老头的牵扯，也不过是村里人的捕风捉影，没谁真见着什么实据；陈国强母子自然知晓此事，可他们向来守口如瓶，从不愿对外散播旁人的闲话。何况这事关乎王寡妇的名声，更是半字不肯轻易提及。

至于她和公爹王富贵的纠缠，隐得极密，无人知晓；三柱子的胁迫，更是天知地知，再无第三人；杨怀安来得本就少，后来断了来往，更没人将他们联系起来。

以前村里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风月事，如今她日子难，又肯收敛性子，乡亲们便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人去戳破，也没人去嚼舌根，反倒偶尔会帮衬她一把，比如给孩子们送块馍，或是农忙时搭把手。

王寡妇默默承受着这一切，日子像一潭死水，偶尔泛起的涟漪，也全是屈辱和无奈。

可只要看到孩子们能吃饱穿暖，能在村里安稳长大，她就觉得，这匍匐前行的煎熬，似乎也能再扛一阵。

陈国强一家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自打添了丁、张大妮找到称心的工作后，就被满当当的快乐与忙碌裹着往前跑。

秋天本是丰收的好时节，这家人的收获更是实打实的圆满——新生命的啼哭脆生生添了喜气，张大妮如愿寻得可心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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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强母子天天到生产队上工，跟着社员们撸起袖子割玉米杆，秆子粗壮带着秋阳的暖意，两人弯腰弓背麻利地挥着镰刀，咔嚓声响里，一排排玉米杆应声倒地，就盼着多挣些工分补贴家用，毕竟在那个年代，工分可是社员的“命根”，直接关系着年终的粮食和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