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现在……怎么自己干了？”

李律师脚步微顿，没有立刻回答。他往前走了几步，停在路边一棵树下，抬头望了望枝叶间漏下的光斑。

“八年前，我接手一个劳动纠纷案。工人被公司辞退，没给赔偿金，反而被诬陷偷东西。证据全在公司手里，调取困难。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名证人，结果开庭前一天，所里的负责人找我谈话。”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稳，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他说，客户是长期合作的大企业，让我别太较真，建议劝当事人和解，说是‘为大局考虑’。我说不行，证据确凿，证人也愿意出庭。他冷笑，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劝我签字闭嘴。”

秦雨听得眉头微蹙。

“我没签。第二天，我的所有案件都被撤掉，助理也被调走。接下来三个月，我坐在工位上，无事可做，无人理会。最后，我自己提出了离职。”

“然后你就开始单干了？”

“不是马上。我先去了一家公益法律援助中心待了两年。后来遇到两个朋友，情况和我差不多——一个因为拒绝帮客户逃税被排挤出局，另一个因坚持为农民工打赢官司而遭降薪。我们三人一拍即合，租了个小办公室，挂上‘三人行法律咨询’的牌子，开始接案。”

“收入怎么样？”

“够吃饭。”李律师笑了笑，“房租水电加起来四千五，三人平摊。每月能接三四单，勉强维持生活。有时半个月没案子，就得靠积蓄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