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工钱三十文，管两顿米饭加咸菜，对于许多平民百姓来说，已是难得的活路。

然而，现实远比承诺残酷。

工钱常常拖欠，理由是“总公司款项未到”或“工程质量不达标需扣罚”。饭食粗劣量少，监工克扣盘剥是常事。劳动强度极大，戈壁滩上昼夜温差悬殊，夏日正午酷热难当，夜晚却寒冷刺骨，病倒累死者几乎每日都有，草席一卷，埋入路旁的无名沙坑，便是归宿。

更大的矛盾，来自于土地。

铁路规划线路不可避免要穿过农田、牧场、坟地。

朝廷虽有“征地补偿章程”，但到了地方，执行起来便走了样。

官府与铁路公司胥吏、地方乡绅（往往是土地的实际控制者或中间人）勾结，利用小民不识字的弱点，以极低的价格甚至威逼手段“购买”土地。

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被迫加入筑路大军，有的则沦为流民，怨气冲天。

甘州府山丹县，便爆发了冲突。

数百名被强征了祖坟地和水浇田的农民，在几个读过几天书、胆大的乡民带领下，手持锄头棍棒，堵住了铁路勘测队的去路，要求“按市价补偿，归还祖坟”。

铁路公司的护卫队和当地衙役试图驱散，推搡中，一名老农被棍棒击中头部，当场身亡。

鲜血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怒火。

骚乱迅速扩大，愤怒的农民焚毁了工地几处工棚和材料堆，与闻讯赶来的更多护卫和县勇爆发了激烈冲突。

消息传到兰州，陕甘总督大惊，急忙调派一营边军前往弹压。

军队的介入暂时控制了局面，抓了为首的数人，但空气中弥漫的仇恨与绝望，并未散去。

谣言在河西各工地流传：“铁路吸人血，枕木下面是白骨”、“修通之日，便是吾等无家可归之时”。

这条被寄予厚望的钢铁动脉，每向前延伸一尺，不仅消耗着海量的银钱物资，更浸透着民夫的血汗与失地者的眼泪，其下是汹涌的民怨暗流。

与西北和南京的激烈冲突相比，北京城内的一些变化，则显得更加潜移默化，却或许影响更为深远。

位于西城区的“蕙质堂”女子学堂，如今已不再是当初谢琦一人心血来潮的产物。

在太子妃陆芷（丫丫）的暗中支持（以“慈善捐助”名义）和部分开明官员家眷的参与下，学堂规模扩大了一倍不止。

课程也不再局限于识字、女红和简单算术，悄然增加了基础格物常识（如杠杆、浮力）、简明地理、甚至急救护理知识。

这日下学后，谢琦并未立刻离开。她与几位年纪稍长、家境各异的女学生进行着非正式的交谈。

“家父的绸缎庄，原先的账房先生被征调到天津的军需厂做核算了。”一位商贾之女轻声说，“铺子里进出货物、核对账目一时无人，母亲忙不过来，我便试着帮忙，发现学堂里学的算学和记账法，竟很管用。父亲起初不许，说我抛头露面，后来见账目清楚，错漏少了，也就默许了。”

另一个出身下级官吏家庭的女孩接着说：“我家巷口那家‘李记成衣铺’，东家的儿子当兵去了，老板娘一个人忙里忙外，既要裁剪，又要招呼客人，还要去市场进布料。前些日子她扭了腰，铺子差点关门。后来，她贴出告示，招‘女工’和‘女店员’，工钱比男工低些，但管一顿饭。我去看了，还真有几个邻家妇人去应征了。”

谢琦安静地听着，目光落在窗外

。街道上，确实能看到比以前更多的女性身影。

她们或许挎着篮子匆匆采买，或许在自家小店门口张罗，或许三五成群走向新开设的官营或民营纺织厂、被服厂、纸盒厂——这些工厂因男性劳力紧缺，已陆续向女性开放部分岗位，如纺纱、缝纫、贴标、包装等。

改变是缓慢而真实的。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界限，在战争导致的劳动力巨变和经济压力下，出现了细微而不可逆的松动。

虽然主流舆论依然保守，但生计的需要和事实上的贡献，正一点点侵蚀着旧有的观念。

谢琦回到府中，提笔给陆芷写信。信中除了日常问候，她详细记录了今日的见闻和自己的思考：“……女子非无才无智，只缺一用武之地与启智之钥。今时势使然，门户渐开。纵是微光，亦照前路。学堂当如何因势利导，既授谋生之技，亦养独立之心？此非独女子之事，实关乎未来民生国势之新基。妹妹身在宫闱，眼界或更开阔，不知有何良策？”

她深知，陆芷作为太子妃，身份特殊，一言一行皆有深意。

但她也相信，那个从小在困苦中成长、亲眼见过母亲为家庭奔忙、又深受兄长陆仁影响的丫丫，内心对女子的处境必有不同于深闺贵女的见解。这股悄然涌动的女性力量，需要引导，也需要在更高的层面获得理解乃至支持。

西苑，陆仁的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