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近几个月，老葛头觉得供销社里渐渐有了些“热闹气”。

先是开春后，镇上和附近村屯的乡亲们来买农具、农药（主要是土农药原料如石灰、硫磺）的多了。虽然东西简单，但老葛头能感觉到，大家对种地的事更上心了，舍得在这些“投入”上花点钱（或用鸡蛋等实物换）。

接着，大概从五月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县里的供销社会用卡车送来一些新货。这些新货，让老葛头这个老供销都开了眼：

第一次来的是几捆颜色鲜艳、质地厚实的“劳动布”（即牛仔布），还有一批深蓝色、胸前有口袋的“工装裤”。老葛头听县里采购员嘀咕，说这是大连那边产的，质量好，耐穿，还能出口换机器。裤子很快被附近林场和农场的工人抢购一空，没买到的还预定了下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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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来的是一批铁皮壳的“丰收”牌手电筒和备用电池，还有几十双高腰农田鞋（胶鞋）。手电筒对于经常走夜路的伐木工、巡边员和农民来说，可是稀罕的实用家伙。胶鞋更是抵挡泥泞的利器。

第三次，也就是前几天，卡车居然拉来了几十个印着“大连食品”字样的铁皮罐头！有猪肉罐头，也有水果（糖水黄桃）罐头。虽然价格不菲，要好几块钱一个，还得搭工业券，但消息一传开，还是引起了轰动。有家里老人过寿的，有小伙子要相对象的，有想给生病家人补补身子的，都挤到供销社来看稀罕。老葛头特意留了一个黄桃罐头没卖，拆开来，切成小块，用小碟子分给几个来看热闹的老伙计尝尝。那清甜的糖水和软滑的桃肉，让老人们咂摸了半天，直说“这辈子头一回吃上这‘洋果子’”。

这天傍晚，老葛头正要关门盘账，一个穿着旧军装、干部模样的人匆匆走进来，掏出一张盖着红章的介绍信：“同志，我是农建一师后勤处的，急需采购一批肥皂、毛巾、铅笔和笔记本，数量不少，您这儿库存够吗？”

老葛头一看介绍信，连忙热情接待：“够！够！师里又来任务了？是要办学习班？”

“可不是嘛！”后勤干部擦着汗，“冬训结束了，各团都在搞技术总结、评比先进，还要搞扫盲班，这些东西消耗大。另外，咱们师里自己搞了个‘小供销社’，也得备点货。”

老葛头一边指挥店员搬货，一边跟干部闲聊：“你们师里现在可是不得了，听说开荒种地讲科学了，还用上了新肥料？”

后勤干部脸上露出自豪：“是啊，多亏了上边支持，还有大连兄弟单位的帮忙。日子是比以前强点了，至少战士们能按时拿到肥皂毛巾，学文化也有纸笔了。就是缺的东西还多啊……”

送走后勤干部，老葛头看着空了一大截的货架和柜台里新增的那些“大连货”、“沈阳调拨货”，心里盘算着下次去县里进货，得多申请点花样新的棉布、暖水瓶，最好再能要点那种据说省油的煤油灯。他感觉到，一股不同于以往的、带着工业气息和外界信息的“活水”，正通过供销社这个最末端的毛细血管，缓慢却真切地流入这个偏远的边境小镇，流入寻常百姓家。连他那个在镇上小学教书的儿子，都开始用上了大连产的“渤海牌”钢笔，写字确实流畅了不少。

夜晚，老葛头坐在自家炕头上，就着煤油灯，拨拉着算盘珠子。账本上的数字，比往年同期好看了一些。老伴在旁边缝补衣服，用的是新买的、带点暗格的“的确良”布料边角（也是新来的稀罕货）。窗外的镇子很安静，但老葛头觉得，这安静下面，有种东西在萌动，就像江边冻土下苏醒的草芽，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那股子向上的劲儿。

日子，就在这些普通工人、农垦家属、小镇居民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里，一天天流过。变化不是惊天动地的，它可能只是一罐炼乳、一勺番茄酱、一块奶糖、一条耐穿的工装裤、一个水果罐头、一支好用的钢笔。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日子里的光”，汇聚起来，便照亮了黑土地上、渤海湾畔、乃至遥远谈判桌前，所有那些艰辛探索与默默付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