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马利奥枢机主教站起身，缓缓说道：“各位，我们都明白，妥协是痛苦的，但拒绝的代价我们更承受不起。德国需要的是一个‘表态’，我们可以在演讲中谴责苏联的反宗教政策，这是事实，并非谎言。但我们可以模糊对德国战争的态度，不直接支持德国的侵略，而是呼吁‘扞卫信仰自由’，‘拯救受苦的信徒’。这样一来，我们既满足了德国的要求，避免了梵蒂冈的危机，又没有完全背叛信仰，还能为信徒争取一些保护。”

马利奥的话，让会议室内的争论渐渐平息下来。各位枢机主教纷纷陷入了沉思——这或许是目前唯一的折中之道，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庇护十二世看着各位枢机主教，眼中充满了痛苦与决绝。他知道，马利奥的提议是一种妥协，一种无奈的妥协，但这也是守护梵蒂冈和天主教徒的唯一办法。

他想起了那些在战争中受苦的信徒，想起了那些被炸毁的教堂，想起了那些被杀害的神父。如果自己的妥协，能让他们少受一些苦难，哪怕背负骂名，哪怕被历史谴责，他也愿意。

“就按马利奥说的做。”庇护十二世的声音低沉却坚定，“我会发表演讲，谴责苏联的反宗教政策，呼吁扞卫信仰自由。但我们绝不会支持德国的侵略战争，绝不会为他们的暴行背书。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梵蒂冈的立场，是为了守护信徒，而不是为了迎合独裁者。”

各位枢机主教纷纷点头，眼中充满了沉重。他们知道，这场演讲，将成为梵蒂冈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表态，也将成为庇护十二世一生中最痛苦的抉择。

接下来的几天里，庇护十二世开始亲自撰写演讲稿。他反复修改，字斟句酌，既要满足德国的要求，又要坚守自己的底线。他在演讲稿中，详细描述了苏联境内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迫害，谴责了苏联的反宗教政策，呼吁欧洲各国“关注信仰自由，拯救受苦的信徒”。

但对于德国对苏战争，他却刻意模糊了态度，只字不提，也没有明确反对，只是强调“战争是残酷的，我们呼吁双方保持克制，尽量减少无辜者的伤亡”。

演讲稿撰写完成后，庇护十二世将其交给了德国驻梵蒂冈大使审阅。德国大使看后，虽然对演讲稿中没有明确支持德国战争感到不满，但也知道这是梵蒂冈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他将演讲稿传回柏林后，阿道夫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同意了这篇演讲稿——他知道，有了教皇的谴责，就足以让德国的宣传机器大做文章，将对苏战争包装成“扞卫信仰的正义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