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安安忍不住笑了出来。她笑了一会儿，然后深吸一口气，像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好，我去。”

陆鸣蝉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顾安安。”

研讨会定在次年四月。顾安安花了整整一个冬天来准备——她确定了报告的主题，整理了相关的案例和数据，制作了演示文稿，还反复练习了英文演讲。她的英文口语不算流利，但基本的专业交流没有问题。她找了英语好的同事帮忙润色了讲稿，又对着镜子练习了好几遍，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

星遥知道妈妈要去北京做演讲，比顾安安本人还要兴奋。她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个漂亮的笔记本，送给顾安安：“妈妈，你把这个笔记本带去北京。如果紧张了，就看看它——它是我送给你的幸运笔记本。”

顾安安接过那个粉红色的、贴着卡通贴纸的笔记本，翻开来看了看，里面是空白的页面，还带着新纸张的油墨味。她合上笔记本，看着星遥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弯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谢谢星遥。妈妈一定会带着它去的。”

四月的一个清晨，顾安安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高铁。陆鸣蝉和星遥送她到车站，星遥依依不舍地拉着她的手，叮嘱她“讲完了就快点回来”。顾安安蹲下来，和她拉了勾，然后站起身，接过行李箱，朝他们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检票口。

她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如果回头了，她可能会舍不得走。

高铁启动了，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她靠在座椅上，望着窗外那片熟悉的江南水乡风光，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有紧张，有期待，也有一种对自己选择的笃定。她低头看了一眼随身携带的那个帆布包，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讲稿、以及星遥送给她的那本粉红色笔记本。

她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开始在脑海中默默地过一遍演讲的内容。

北京南站，四月，阳光明媚。故宫博物院派了车来接她，司机是个年轻的姑娘，一路上热情地向她介绍北京这几年的变化。她靠在座椅上，望着窗外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街景，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亲切感——这座城市，曾经是她奋斗过的地方，如今她以一个不同的身份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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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的主会场设在故宫博物院报告厅。顾安安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与会者在签到了。她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有她之前在故宫工作时认识的老同事，有她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打过交道的同行，还有一些她只在文献和着作中读到过名字的国际知名学者。她一一和他们打招呼、寒暄，举止从容，谈吐得体，和多年前那个在陌生人面前说话都会紧张的小镇绣娘判若两人。

她的报告被安排在第二天上午。那是一个晴朗的春日，阳光透过报告厅的落地窗洒进来，将整个会场照得明亮而温暖。她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了她的报告。

她讲得很顺畅。那些她准备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内容，像是早已刻在了她的脑海中一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她讲到“天衣无缝”技法的原理和应用，讲到她在修复那些珍贵文物时遇到的挑战和解决方案，讲到她对传统技艺与现代文物保护理念相结合的思考。她偶尔会低头看一眼讲稿，但大部分时间，她都直视着台下的听众，用平实而有力的语言，讲述着她的研究和实践。

报告结束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她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些鼓掌的面孔，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她做到了。她真的做到了。

问答环节，一位白发苍苍的外国老专家站起来，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文问了她一个问题。她听了一遍，没有完全听懂，礼貌地请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思考了片刻，用英文给出了回答。老专家听完后，点了点头，说了一句：“Excell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