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试试吧，求你了。

他叹了口气，从抽屉里翻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我缩在被窝里，看他站在卧室中间，手里夹着那根烟，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他问我怎么说，我说你就说，路过打扰了，请走吧，别跟着了。

他顿了顿，用很小的声音说了几句。声音不大，但在这个烧了三天、被高烧折磨得快要崩溃的房间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根烟烧得很快，明明没有风，烟雾却飘得很散，像有人从旁边轻轻吹了一口气。我看着那缕烟从屋里飘到客厅，又飘向门口，慢慢地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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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烧退了。

不是慢慢退的，是突然之间，像有人按了一个开关，那种烧了三天的灼热感一下子消失了。我从被窝里坐起来，浑身湿透了，但脑子前所未有的清醒。我对象摸了摸我的额头，愣了足足五秒钟，然后去拿了体温计——三十六度五。

正常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想起那条河边，想起那个时间，想起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想起那根烧得飞快的烟。我不知道那根烟到底送走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三天里站在床边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有些东西，不信的时候觉得全是巧合，信的时候，连巧合都不敢再叫巧合了。

那天夜里，烧虽然退了，但我还是没能睡踏实。

大概是凌晨两点多，我迷迷糊糊醒了一次。房间里很暗，窗帘没拉严实，外面路灯的光透进来一条缝，正好落在床尾的地板上。我翻了个身，下意识往那条光缝的方向看了一眼，整个人瞬间僵住了。

床尾站着一个人。

不，不是“站”。更像是“立”在那里，一个灰蒙蒙的轮廓，不高不矮，看不清脸，也看不清穿了什么衣服，就是一团人形的、深灰色的东西。它一动不动，正对着床的方向。我张了张嘴，想叫我对象，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我想动，身体也不听使唤，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按在床上。那种感觉比高烧还难受，不是疼，是一种从骨头里往外渗的恐惧。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几秒钟，也可能几分钟。那团灰色的轮廓慢慢变淡了，像烟雾一样散了。身体一下子能动了，我猛地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睡衣全湿透了。我对象被我惊醒了，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做噩梦了。

但我知道那不是梦。

因为我翻身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味道。很淡，很淡的烟味。不是平时抽烟那种焦油味，而是一种更干燥、更清冽的烟气，像老早以前农村烧柴火灶的味道。我家没人抽烟，除了昨天晚上那根“送”出去的烟。而那根烟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窗户也开过，味道早该散干净了。

第二天早上，我跟我对象说，可能没送走。

他没说话，坐在床边沉默了很久。我知道他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人，但发烧那三天和昨晚的事，他亲眼看到了。他沉默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那我再找个人问问。”

他有个同事，老家在很远的乡下，据说那边的老人懂这些。他打电话过去，同事听完之后让他等一下，过了一会儿换了个老人在电话那头说话。老人问了我三个问题：是不是晚上走的路靠水？是不是心里突然发慌？是不是发烧打针吃药都不管用？

三个问题，我对象一个一个转述给我，我一个一个点头。点完头，后背的汗毛又竖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