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了个身，面朝着她。月光从窗棂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像山里的沟壑，深深浅浅的，每一道都装着我不知道的故事。
“奶奶，”我小声说，“你年轻的时候送走的那些人，你怕不怕？”
她没回答。
我以为她睡着了。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这个夜晚就要这么安静地过去了，她忽然开了口。
“怕，”她说，“怕了一辈子。”
“那你怎么还敢？”
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竹林。
“因为没人送的话，他们就一直在那儿。”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的水泥地白晃晃的，像铺了一层霜。
年后回来，日子照常过。
上班，下班，偶尔跟小周出去吃个饭，周末回寨子看看奶奶。盘山路那个弯道后来修好了，护栏重新打了，凸面镜也换了新的，亮堂堂的，照出来的山路清清楚楚。我每次路过都会看一眼，镜子里只有山和树和偶尔经过的车辆，什么都没有。
一晃到了开春。
惊蛰那天没打雷，天阴沉沉的，像一块发霉的抹布搭在头顶上。
我在县城上班，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属地显示是老家那边的。
我接起来，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急，带着哭腔：“阿宁？你是不是阿宁？我是你表嫂，就是寨子东头你贵平表哥屋头的，你还记得不？”
我愣了一下。贵平表哥是我远房亲戚，平时没什么来往，他老婆我只见过几面，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记得记得，表嫂你说。”
“你表哥他……他不行了，”她哭出了声，“在县医院，医生说不行了，让准备后事。他说他要见你，他说一定要见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有什么东西从很深很深的地方被拽了上来。
“他怎么了？”
“查不出来，”表嫂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不行了，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一天比一天瘦，现在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医生说什么都查了，查不出毛病，就说……就说可能是那个。”
“哪个？”
她没说出来，只是哭。
我请了假，打了辆车直奔县医院。一路上我一直在想贵平表哥的样子，可怎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他好像四十出头，在寨子里种烤烟，夏天的时候总穿一件灰扑扑的汗衫，蹲在路边抽烟，见人就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他是个老实人。
这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
到了医院，我在住院部三楼找到了他。推开病房门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他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露出来的部分瘦得像一截枯木，颧骨高高地顶起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皮肤是那种不正常的灰黄色，像放了太久的旧报纸。
小主，
可他看见我的时候，眼睛忽然亮了。
那种亮法，不是病人看见亲人时的那种欢喜，而是——我说不上来，就是那种，溺水的人看见岸边有人伸过来一根竹竿时的亮法。
“阿宁，”他喊我，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来了。”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表嫂在旁边抹眼泪，病房里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像是寨子里的邻居，表情都很凝重。
“表哥，”我说，“你好好养病，会好的。”
他摇了摇头，吃力地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没有一点温度，可力气大得出奇，像一把铁钳，箍得我生疼。
“我不是生病，”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只有我能听见，“我是……被人压住了。”
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什么？”
“就是那个，”他的眼珠子转了转，看了看病房里其他的人，又转回来盯着我，“每天晚上都来，压在我身上，掐我的脖子。我看不见它的脸，但我能感觉到，它很重，很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想喊，喊不出来，想动，动不了。它一来就是一整夜，天亮了才走。”
他的眼泪流了下来，顺着瘦削的脸颊淌进耳朵里。
“阿宁，我知道你能帮我。寨子里的人说了，魔皮那件事……你能看见，你能送。”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谁跟你说的？”
“没人跟我说，是我猜的，”他抓着我手腕的手又紧了紧，“魔皮出事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的摩托车在寨子后面的路上来来回回地跑，跑了一整夜，天亮才冲下去的。他是在找人，他在找一个能送他的人。后来他找到了你，你把他骂走了，他才下去的。”
他喘了一口气，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他现在来找我了。他每天晚上都来找我。阿宁，你帮帮我，你跟他说，让他走，不要再来了。你帮我说句话就行，就说一句。”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病房里的灯是惨白的日光灯，嗡嗡地响着，照得所有人的脸都白得像纸。我看了看表嫂，她还在哭，眼泪一串一串地掉，可她的眼睛里没有那种绝望，反而有一种奇怪的期待，像是我来了，一切就有救了。
那两个寨子里的邻居也看着我，目光沉甸甸的，像山。
我忽然明白了。不是贵平表哥猜到了，是所有人都猜到了。寨子就那么大，魔皮那件事，我凌晨三点骂了他，他晚上骑车冲死了，第二天我汗毛竖起来的样子被人看见了，消息传开了，添油加醋的，最后传成了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所有人都知道了一件事——我能看见，我能送。
我是寨子里那个“干净的人”。
就像我奶奶年轻的时候一样。
可我不想当这个人。我不想看见那些东西，不想送那些东西，不想在凌晨三点被一个死人找上门来，不想走到哪里都背着这样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