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身就跑。我没有坐电梯，没有走楼梯，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的楼。我冲进小区花园的时候，凌晨的风灌进我的领口，我的脚底板被石子硌得生疼，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在花砖地面上不断地晃动。我跑到小区门口的保安亭，值班的大叔正在打盹，我敲了敲玻璃窗，他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

我说，叔叔，你能不能让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他看了我一眼，大概是看到我光着脚、穿着睡衣、浑身发抖的样子，没多问，把门打开了。我坐在保安亭的小板凳上，抱着膝盖，把脸埋进手臂里。保安大叔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旁边，什么也没说。

我坐在那里，一直坐到天光大亮。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抬起头，透过保安亭的玻璃窗往外看，小区门口的银杏树正在抽新芽，早起的环卫工人在扫马路，一切都很正常，很正常，正常得好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知道不是的。

因为我低头的时候，看到我的睡衣口袋里，有一缕黑色的、很长很长的头发。不是我的。我的头发没有那么长，颜色也没有那么黑。

而那缕头发，正在慢慢地、慢慢地变白。

保安大叔看到那缕头发的时候，手里的搪瓷杯差点没拿住。他张了张嘴，大概是想问什么，但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只是把那杯已经凉了的水倒掉，重新给我倒了一杯热的。

我把那缕头发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手心里。它在晨光中显得很安静，半黑半白，黑白交界的地方不是渐变的，而是一条清晰的、几乎可以说是锋利的界限，像有人用剪刀在一缕黑发中间齐刷刷地剪断，然后接上了一缕白发。白的那一段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轻得像蛛丝，没有任何重量感。

我不敢把它扔掉。我把它放回了口袋。

保安大叔帮我叫了一辆车。我回家的时候，门还开着，走廊里很安静，我妈的房门关着，她大概还没醒。我光着脚走回自己的房间，门还保持着被我踢开时的角度，椅子歪倒在一边，床上的被子皱成一团，枕头旁边——那个小女孩躺过的地方——有一个浅浅的凹陷，像一个孩子睡过的痕迹。

但枕头上有一样东西不是我的。

是一张照片。巴掌大小，发黄的相纸，边缘有些卷曲，是很久以前的那种老照片。照片上有三个人：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大爷，中间站着一个小女孩。老太太和老大爷的表情都很僵硬，像那个年代的人照相时常有的样子，嘴角微微上翘，眼睛盯着镜头，说不上是笑还是不笑。但中间那个小女孩在笑。她笑得很开心，眼睛弯弯的，露出一排不整齐的小牙齿，一只手拉着老太太的手，一只手在胸前比了个耶。

她穿着一条碎花裙子。黑色的长头发，扎了两个小辫子。

我的手指开始发抖。不是因为照片上的小女孩就是昨晚躺在我枕头旁边的那个——我已经知道了。我发抖是因为照片的背景。他们身后有一扇窗户，窗户外面有一棵树，那棵树我认识。那是一棵银杏树，树干上有一个很大的树瘤，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那是我房间窗户外面的那棵银杏树。

这张照片，是在我的房间里拍的。在我搬进来之前，在我出生之前，在房子还没建成、这块地还是一片老居民区的时候，这个位置就有一间屋子。而那间屋子里，住过这个小女孩。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圆珠笔写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出来。写的是——“囡囡六岁，于家中”。

那个家，就是我的房间。

那天上午我没有去上课。我请了假，洗了个澡，换了衣服，把那缕半黑半白的头发和那张照片一起放在一个信封里，塞进了书桌最深的抽屉。然后我做了一件我一直想做的事——我去敲了隔壁王阿姨的门。

王阿姨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大概是因为我从来不会主动去找她。我说王阿姨，我想问问您上次说的那个小女孩的事。她的表情变了。不是那种被冒犯的不悦，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犹豫了很久终于等到有人来问的表情。她侧身让我进了屋，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坐在我对面，沉默了很长时间。

她说，那个小女孩叫囡囡，大名她也不记得了。囡囡的奶奶姓顾，大家都叫她顾婆婆。顾婆婆一家在老街住了好几代人了，房子虽然旧，但收拾得很干净。囡囡的爸爸在码头扛活，妈妈在服装厂上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囡囡也乖，见了人就笑，整条街都喜欢她。

小主，

后来要拆迁了。大多数人家都签了协议，拿了补偿款，搬走了。顾婆婆家不肯搬。不是钱的事，王阿姨说，顾婆婆跟她说，这房子是她公公的公公盖的，底下埋着她家几代人的骨血，不能拆。开发商来谈了很多次，一次比一次价高，顾婆婆就是不松口。囡囡的爸爸夹在中间，两头为难。

拖了将近两年。那两年里，老街上的住户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剩下顾婆婆一家和另外两户人家。路灯坏了没人修，下水道堵了没人通，到了晚上整条街黑漆漆的，只有顾婆婆家窗口亮着一点昏黄的光。

囡囡就是在那段时间出的事。

王阿姨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低了下去。她说她不太清楚细节，只知道有一天晚上囡囡跑出去找猫——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走丢了好几天了，囡囡天天哭着要找。那天晚上囡囡说好像看到猫在后街，就追出去了。后来就再也没回来。

第二天早上，顾婆婆发现囡囡的床上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旁边放着囡囡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