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冲过去，门廊尽头什么都没有。没有老陈，没有脚印，没有水渍，只有一片空荡荡的、被雨雾浸透的灰白色的光。我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那把黑色的长柄伞，伞柄上的符号在雨中变得潮湿而温热，像是刚刚被人握过，又像是从来没有人握过。

停车场里，我爸和我妈已经在车旁边等着了。妹妹坐在副驾驶，隔着车窗看到我，摇下窗户喊了一声：“姐，你拿个钥匙怎么去那么久？”

我走过去，拉开车门，把那把伞放在了后座上。

“这是什么伞？”我妈回头看了一眼，“家里伞多得是，你还买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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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能说什么？说这把伞是一个六百年前的窑工给我的？说那个窑工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他研究南京城墙，他给我看过中华门的照片，他告诉我那块砖的位置，然后他消失了，变成了一个六百年前就应该已经死了的人？

车子发动了，从医院开出去，汇入中山南路的车流。雨刷在挡风玻璃上一左一右地摆动，发出单调的、有节奏的声响。经过中华门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雨雾中的城墙比平时更加沉默，更加厚重，像是蹲伏在雨中的一头巨兽，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了。

但我知道它没有睡着。

妹妹从副驾驶伸过手来，握住了我放在排挡杆上的手。她的手心是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雨。我们没有说话，但她的手在微微地、有节奏地捏着我的手指，像是在打什么暗号。一下，两下，三下，停。一下，两下，三下，停。

我数了数。三。三。三。一直都是三。

到家之后，我爸我妈回了他们自己的房间，我和妹妹坐在客厅里。那把伞被我靠在了玄关的墙角，伞尖朝下，黑色的伞身在灯光下泛出一种不是布料也不是塑料的光泽，像是某种我不认识的材质。

“姐，”妹妹看着那把伞，声音压得很低，“那个老陈，他不是人吧？”

“我不知道。”

“你知道。”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的东西让我无法移开视线。“你知道他不是人。你一直都知道。从你第一次跟他讲我们的事，他就知道那个城门。他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一个研究城墙的学者，怎么可能知道六百年前一块砖上的符号？除非他亲眼见过。”

我没有反驳。因为她说得对。我一直都知道老陈不寻常。那种不寻常不是那种让人害怕的不寻常，而是一种更微妙的、像水溶于水一样的、几乎察觉不到的不寻常。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刚好够让你往前走一步，又刚好够让你不敢走第二步。

“他给你这把伞，”妹妹继续说，“不是为了挡雨。是为了让你在某个下雨的时候，可以安全地走到某个地方去。他在给你铺路。”

“铺什么路？”

妹妹看着我，眼睛里的那盏灯和老陈瞳孔深处的灯一模一样。琥珀色的，烧着的，不自然的亮。

“回去的路，”她说，“他在帮你回去。”

“帮谁？帮我还是帮我们？”

妹妹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右手。那只曾经攥着“门”字的手，掌心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但她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在手心里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她抬起头，笑了。那个笑容我见过无数次，是妹妹的笑，是和我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那个人的笑，是温暖的、亲昵的、带着一点调皮的笑。但那个笑落在我的眼睛里，却让我浑身的血都凉了半度。

因为这一次，我分不清那个笑是她的，还是它的。

“姐，”她说，“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开车穿过城门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吗？”

“我说了什么？”

“你说，‘妹妹，你看，好大的城门。’”

我张了张嘴。我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那晚的记忆从穿过城门的那一刻起就变得模糊不清，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照片，只有几个残存的色块还能辨认。我不记得我说过话。我不记得妹妹有没有回答。我不记得我们穿过城门之后是先左转还是先右转，不记得收音机里放的是什么歌，不记得那晚的风是凉的还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