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细节，被什么东西吃掉了。

“你说了，”妹妹说，“然后我说了一句话。你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我说——”

她停了一下，把右手举到眼前，翻过来，手背朝上。手背上什么都没有，但在她翻手的那个瞬间，我看到了那条线。不是掌纹，不是血管，而是一条笔直的、细如发丝的、从手背中央一直延伸到手腕的线。那条线是青紫色的，像一条极细的血管，但它在动。不是随着脉搏跳动，而是在皮肤下面缓慢地、像蛇一样地游走。

“我说，‘姐，它在家吗？’”

妹妹的声音变了。不再是温暖的、亲昵的、带着一点调皮的声音，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像是从井底传上来的声音。那个声音在问一个问题。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答案已经在那个问题里了。

它在家吗？

它一直在家里。从第一个夜晚起，它就在家里。我们跑了一千里路，跑了两千公里，跑了整整一年，跑了六百年的城墙，跑了一千四百年的南京城，跑过了所有能跑的路，跑进了所有能进的门。

然后我们发现，家就是那扇门。

妹妹把右手放下，那只青紫色的线在灯光下闪了一下，然后沉入了皮肤深处，不见了。她看着我，眼睛里的那盏灯也灭了，瞳孔恢复成正常的、深棕色的、属于我妹妹的颜色。她眨了眨眼，像是刚从一场很长的梦里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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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我刚才说了什么？”

“你不记得了？”

她想了想，摇了摇头。“我就记得我们坐在客厅里，然后……然后就现在了。”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我的手怎么了？怎么这么凉？”

我握住了她的手。是凉的，但只是正常的凉，不是那种不属于活人的、从骨头里往外渗的凉。那条线不见了，那个声音不见了，那盏灯不见了。她回来了。或者说，她暂时回来了。

我抱着她，下巴搁在她头顶上，眼睛越过她的肩膀，看着玄关墙角那把黑色的长柄伞。伞站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耐心的人。伞柄上的那个符号在灯光的照射下，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淡，像是有什么东西正从木头里往外蒸发。

它在消失。或者，它在转移。

第二天早上，那把伞不见了。玄关墙角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小滩水渍，在晨光中慢慢地、慢慢地变干。那滩水渍的形状，是一个门。

妹妹那天起得很晚，出来的时候穿着我给她买的那双老布鞋，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肿的，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没睡醒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她看到我蹲在玄关看那滩水渍，打了个哈欠，说了一句让我心脏骤停的话。

“姐，今天下雨吗？下雨的话我们去中华门走走吧。”

她忘了。她什么都忘了。那把伞，那条线，那个声音，那句话。老陈，城砖，六百年的窑工。全都忘了。她的记忆被什么东西干干净净地、整整齐齐地擦掉了，像一块被擦干净的黑板，只剩下最上面一行模糊的、快要消失的字迹。

那一行字是：“姐，它在家吗？”

她以为她只是随口说了一句要去中华门走走。她不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句话是她自己说过的、被什么东西擦掉了又悄悄写回来的、一个永远不会被真正忘记的问题。

它在家吗？

它在的。它一直都在。它在这座城市的每一块城砖里，在每一扇关着的门后面，在每一个被我们遗忘的梦境的最深处。它在等着我们回家。

去中华门的那条路，会经过一片很大的绿化带。绿化带的树很高，很密，路灯的间距很大，光与光之间有很长很长的阴影。如果运气好的话，如果它想让我们看到的话，那片绿化带会变得没有尽头，那条路会变得没有尽头，雾会从地底下升起来，遮住所有的退路。

然后城墙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