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上来哪里难受，就是浑身都不对劲。不是疼，不是痒，不是酸，不是胀，是一种很奇怪的、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难受感，像整个人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撑住了，动不了，但又特别想动。

我想翻个身，翻不了。

想喊姥姥，嗓子发不出声音。

就那么躺着，睁着眼睛，看着头顶黑漆漆的天花板，耳朵里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特别重，特别慢，每一下都像有人在胸口上捶了一拳。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到天亮的。

反正就是忍。

硬忍。

我从小就这性格，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舒服也不说，怕吵醒姥姥姥爷。姥爷白天还要干活，姥姥身体也不好，我不想让他们半夜起来折腾。我就那么躺着，一动不动地熬了一整夜。

天蒙蒙亮的时候，难受感稍微退了一点点，我迷迷糊糊地又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姥姥在灶台那边忙活的声音，锅铲碰铁锅，稀饭咕嘟咕嘟冒泡。我睁开眼，感觉比半夜那会儿好了一些，但还是浑身发软，像被什么东西抽干了力气。

我撑着坐起来，把被子掀开，脚踩在地上，刚站起来——

胃里猛地翻了一个跟头。

我都没来得及跑到外面，直接弯下腰就吐了。

吐出来的全是水，清亮的，夹杂着一点昨晚没消化完的东西。姥姥听到动静跑进来，看到我吐了一地，脸色马上就变了，过来摸我的额头。

“哎呀，咋这么烫！”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镇上的了。只记得姥爷拉着一辆板车，上面铺了层旧棉被，我躺在上面，姥姥坐在我旁边，手里攥着一条湿毛巾，时不时往我额头上敷。

那是晚上。

天上有星星，特别多，密密麻麻的，我从板车上看上去，那些星星随着板车的颠簸一晃一晃的，像是要掉下来似的。姥爷在前面拉着车，脊背弓着，一步一步地走，车轱辘轧在土路上，咯吱咯吱响。

镇上的卫生院很小，白炽灯管嗡嗡响，一个中年大夫给我量了体温，说烧得挺高，先挂水。

挂了一天。

下午的时候烧退了，我精神也好了不少，能坐起来喝几口水了。姥姥松了口气，姥爷又拉着板车把我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