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回去了。”

日期是明天。时间——凌晨三点十七分。

我坐在亮着灯的房间里，手里握着手机，想着妹妹今天在电话里那句“睡得挺好的，什么都没发生”。她骗了我。她一定也收到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她回去一个人住，不是因为公司催她上班，不是因为换洗衣服。她是不想连累我。

她以为她一个人，那个东西就会只找她一个人。

我拨了妹妹的号码。这一次，没有人接。

电话响了十几声，没人接。我挂了再打，这一次响了两声就被按掉了。不是无人接听，是被按掉了。

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凉意从指尖一直蔓延到手腕。

她从来没有按掉过我的电话。

我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跑。凌晨一点多，电梯来得比任何时候都慢，我直接从十二楼跑下去的，拖鞋在楼梯间里啪啪地响，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又灭下去，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后追，又像有什么东西在给我引路。

车发动的时候我犹豫了一秒。就一秒。我想起那条路，想起那个方向盘不听使唤的夜晚，想起那张从驾驶座回头拍的照片。然后我想起妹妹一个人在那间所有灯都亮着的屋子里，也许正在看着什么，也许正在被什么看着。

我踩下了油门。

从我家到她家，正常开车二十多分钟。那天晚上我只用了不到十五分钟。路上几乎没有车，红灯我一个都没闯，但每一个红灯都在我到达之前变成了绿色。不像是巧合，像是什么东西在为我清路。这个念头让我后背发凉，但我没有减速。

到她家楼下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她家的窗户。

灯亮着。所有的灯都亮着。客厅的，卧室的，甚至厨房和卫生间的。从窗户透出来的光不是那种温暖的、让人安心的光，而是一种惨白的、硬邦邦的光，像是有人把光拧得太亮了，亮到失真，亮到连影子都没有了。

电梯在四楼停了一下。门开了，没有人。我等了几秒，按了关门。电梯继续往上。到八楼又停了一下，门开了，还是没有人。走廊里的声控灯是灭的，黑暗从门缝里挤进来，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气味，像潮湿的泥土，又像很久没有人打开过的旧箱子。

我猛按关门键，电梯门终于合上了。在门合上的最后一瞬间，我听到走廊尽头传来一个声音。很轻，很远，像是一个女人的笑声，又像是一声叹息。

妹妹在十一楼。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了她的家门。门是开着的。不是虚掩着，是大敞着，像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刚刚走进去，还没来得及关门。门里面透出来的光是那种惨白的、硬邦邦的光，和楼下的窗户看到的一模一样。

“妹妹？”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但屋子里有声音。是一种很细微的、连续的、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的声音。我听不清在说什么，甚至听不出是什么语言，但那个声音的节奏让我浑身的皮肤一阵一阵地发紧。那不是人类的说话的节奏。它太快了，快到音节和音节之间没有缝隙，像一条没有尽头的、不断流动的河流。

我走了进去。

客厅里没有人。灯全亮着，但不是普通的亮。那些灯泡像是被什么东西充满了，光线不是从灯丝发出来的，而是从整个灯泡内部同时发出来的，每一个灯泡都像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白炽的、刺目的、让人不敢直视的光。但奇怪的是，这么多光聚在一起，却没有让房间变得明亮。光被什么东西吃掉了，空气是灰蒙蒙的，像有一层看不见的薄纱悬浮在房间里，把所有光线都闷在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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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低语声从卧室传来。

我走过走廊，走廊两边的墙上原来挂着几幅画，妹妹喜欢买那种网红店的装饰画，什么“今天也要加油鸭”之类的。但那些画不在了。墙上只剩下画框，空空的画框，里面的画布被什么东西撕掉了，留下参差不齐的边缘，像伤口。

卧室的门半开着。

我推开门。

妹妹坐在床上。和上次一样，靠着床头，抱着膝盖，脸埋在膝盖里。但这一次她没有发抖。她一动不动，像一尊蜡像，连呼吸都看不出。房间里那个低语声到了这里变得格外清晰，我终於听清了一个词。只有一个词，一遍又一遍，以一种不可能的、非人的速度重复着。

那个词不是中文。但我听得懂。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像唱片跳针，像程序死循环，同一个音节以每秒十几次的速度疯狂地重复着，叠成了一个持续的、嗡嗡的、像蜂群一样的声音。而那个声音的来源，是妹妹的嘴。

她的嘴在动。在以一种不可能的速度动着。她的眼睛闭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她的嘴唇像一台失控的机器，以肉眼几乎跟不上频率颤动着，吐出一个又一个“来”字。

“妹妹！”我冲过去，抓住她的肩膀。

她的嘴停了。

所有的声音同时停了。那个低语声，那个嗡嗡声，甚至连空调和冰箱的背景噪音都停了。房间里安静得像棺材。然后妹妹睁开了眼睛。

她看着我的第一秒，眼神是空的。不是失明的那种空，是里面没有人的那种空。像一间房子，窗户开着，但里面没有人住。第二秒，瞳孔里有什么东西回来了，像是有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回来，急匆匆地、气喘吁吁地跑回了这双眼睛的后面。

“姐？”她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你怎么在这？”

“你电话不接，”我说，“我担心你。”